醫學人文學的興起：叩問良知

    1960年秋🤾🏿，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達特茅斯學院。在這所以文理本科教育而著名的學院裏，一場主題為“現代醫學中良知的重要問題”的討論會正熱烈地進行著🌸。雖然與會學者不多，但都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人物🤳🏿：杜博斯(R. Dubos🎒，1901-1982)，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著名微生物學家，第一個抗生素——短桿菌肽的發現者🤵🏽。他在這次會議上的角色是一位現代醫學的批評家🧑🏼‍🚒，一年前👨🏼‍🦲，他剛出版了一部名為《健康的幻影🛷：烏托邦、進步和生物學變化》的著作，批評了人們將健康寄托於生物醫學進步的奢望，後來他又以力倡環境保護而聞名世界🐂。因此，邀請既是著名科學家又是人文學者的杜博斯擔任會議主席🍰，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了👨🏿‍🦱。出席會議的學者有牛津大學榮譽內科教授皮克林爵士(Sir G. Pickering)、時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齊索姆斯(B. Chisholms)🧑🏻‍🦲、美國神經外科學奠基人彭菲爾德(W. Penfield)、著名內科學家麥克德莫特(W. McDermott)👩🏼‍⚕️、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遺傳學家繆勒(H.J. Muller)、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科學技術顧問基斯佳科夫斯基(G. Kistiakowsky)等科學家✩，以及《兩種文化》的作者斯諾(C.P. Snow)和《美麗的新世界》作者赫胥黎(A. Huxley)等人文學家。

    20世紀60年代是現代醫學的轉折時期。在基礎醫學領域分子生物學的興起👩🏽，為醫學家探索生命與疾病的奧秘開辟了新路徑，關於遺傳、神經👮‍♂️、免疫、內分泌等生命現象的研究獲得重大突破🧩，在臨床醫學領域，抗生素♦️👩‍❤️‍👨、激素、化學藥物、心臟外科🙅‍♂️、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的應用🧛🏼，讓醫生相信現代醫學什麽都能做也應當做🧎🏻。技術的力量助長了醫學的家長製權威❤️‍♒️，醫生們普遍認為👩‍🍼，病人所需要的就是耐心地配合醫生的各項診療程序，治療效果就是對病人最好的關懷。人們也相信💜，醫學技術的進步將逐步解決所有的疾病問題。

    然而，此時也有人看到了現代醫學面臨的危機🏭。由於疾病譜的變化🏝，生物醫學將對付急性傳染病的策略應用於慢性病防治上不再靈驗。伴隨高新醫學技術出現的醫療費用急劇上升✋🏻🐦、醫學倫理和法律問題的增多，迫使人們重新審視現代醫學👩🏼‍🦲👮🏿。在這會議的開幕致詞中，達特茅斯醫學院院長特尼(S. M. Tenney)博士指出👩🏽‍💻，雖然現代醫學的基礎更加理性🧑🏼‍🤝‍🧑🏼📉，但原應融科學與人文為一體的醫療實踐卻越來越偏離人的價值。因此👨🏼‍🍼，需要反思醫學😐，人本身才是最終的決定因素。考察醫學與科學進步的良知問題，不是簡單地追問人的生存與存在，而是要追問是何種生存、如何存在💂🏿‍♀️。

    實際上，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憂慮是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的一種較為普遍的情緒。有人認為出現這種情緒來自三方面的原因：人口迅速增長的壓力，福利國家那些大事鋪張不近人情的計劃🀄️，以及太空競賽開始後，人們認識到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同舟共濟的觀點成為了常識。“現代醫學中良知的重要問題”會議的舉行💂‍♂️，是一些學者睿智的洞察力在這個具體問題上的折射🥅。1962年，卡森《寂靜的春天》所展示的殺蟲劑對人類的危害，以及隨之不久發生的妊娠嘔吐緩解藥物“反應停”導致畸形兒出生的事件所暴露出來的時髦藥物的潛在危險，都驗證了杜博斯們的擔憂🚶🏻。

    在達特茅斯學院“現代醫學中良知的重要問題”討論會的同時👩‍🦯‍➡️，來自美國循道會和長老會的牧師們，也在討論宗教在醫學教育中存在的意義👩🏼👂🏿。在西方🧍，宗教與醫學的纏繞根深蒂固，但在現代醫學的沖擊下𓀊，宗教之於醫學的意義日漸淡薄🧑🏼‍🦳。如何促進醫學中對人的價值的尊重👨🏻‍🦱，成為牧師們重建醫學與宗教聯系的核心問題。1965年5月，美國循道會和長老會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醫學教育問題的“醫學教育與神學委員會”👱‍♂️🦸。該委員會由8位成員組成，其中有4位牧師😾、1位心理學家、3位醫生🛎👌🏿，醫生中2人是醫學院行政管理官員🤪⛳️，1人是美國醫學院校聯合會(AAMC)成員🍰。委員會認為當時在醫學教育中有三個值得關註的問題🛶，即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分子生物學中心論(centrality of molecular biology)🧑‍🚒⛔️、基於機械論醫學的教學(teaching of mechanistic medicine)🦧💃🏼，因此🌍，應當在醫學院增設有關人文教育的教席，以製衡醫學過度技術化的傾向😗。

醫學人文學科建製化🦹🏽：融通與創新

    美國教育家弗萊克斯勒於1910年發表的關於美國醫學教育的報告🚁，導致了美國醫學教育的革命性變化💁‍♀️♧。美國的醫學教育以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為模式，建立了基礎醫學科學和全日製臨床醫生製度，極大地提高了美國醫學教育與醫學科學水平，並在不長的時間內，使美國的醫學科學躋於世界前列。“醫學教育與神學委員會”期望能重復這個美國醫學教育的神話*️⃣，將人類價值引入醫學教育以革新美國的醫學教育。

    1966年🍚，“醫學教育與神學委員會”通過美國醫學院校聯合會向84所四年製醫學院發出調查問卷，了解醫學人文類課程的教學情況，大多學校的回答是暫無，只有10所開設過此類課程。委員會通過問卷和考察🏌🏽‍♀️，發現醫學教育存在著嚴重忽視人文教育的傾向，於是決定設立一個計劃🥉，籌集資金和建立機構，通過開展一系列活動來促進醫學人文教育💂🏻，主要包括課程體系👨‍👧、設置專門學科和長期教席🪭。委員會希望該計劃能獲得美國醫學會(AMA)和美國醫學院校聯合會的支持，獲得學術上的合法性👵🏼。

    1969年🥃，該委員會的學院組舉行會議，來自芝加哥大學🙆🏿‍♀️📅、佛羅裏達大學、弗吉尼亞大學、羅徹斯特大學和耶魯大學等大學醫學院的10位從事醫學與人類價值教學和研究的教授與會⚇，其中包括1960年達特茅斯學院那場討論會的主席杜博斯。隨著工作的深入🕵🏼，該委員會本身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即更加世俗化和學術化，並於1969年更名為“健康與人類價值學會”(Society for Health and Human Values)，其目標是促進將人類價值作為醫療衛生專業人員教育的基本🫱🏿、明確的內容。為了獲得來自包括聯邦政府和國家人文基金會的更多資金的支持，該學會淡化其宗教色彩，並成立“健康與人類價值研究所”，主要關註在醫學研究和實踐中缺乏考慮人的價值或考慮不夠的問題。

    第一個在大學中設立醫學人文學教育和研究獨立建製的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醫學院醫學人文學系。1964年〽️，佛羅裏達大學醫學院院長哈裏(George T. Harrell)應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之邀創建一所新的醫學院💷。哈裏設想建立一個新型的醫學院，其新的課程體系將強調理解社會中家庭的重要作用🚣🏿‍♀️，研究慢性病發生中生活和行為方式的影響，理解疾病和醫療保健中的哲學、精神和倫理問題。因此🔥👨‍🎤，該學院繼設立了內科🤾🏿‍♂️、外科學系後，1967年又設立了家庭與社會醫學、行為科學和醫學人文學三個系🫃🏻。醫學人文學系旨在應用人文學科方法和理論來審視醫學教育和實踐。當時，醫學人文學和生命倫理學的概念尚未形成，該系創建後首要任務是確定課程設置，將人文教育綜合到醫學教育體系中，這無疑是一個創舉🏌🏼。1970年代中期，該系與臨床學系合作🧑🏼‍🍼，建立了一個“人文醫學🧓🏻：臨床教學計劃”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人文醫學中心”(The Center for Humanistic Medicine)。

    20世紀70年代以後，現代醫學技術帶來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日顯突出，促進了醫學人文學科的建製化發展🧙🏿，許多大學的醫學院紛紛成立了醫學人文學教學和研究機構🧏🏻‍♂️。醫學人文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也得到迅速發展🔇🧑🏿‍🦰，許多大學設立了跨學科的醫學人文學研究生培養計劃。醫學人文學科在美國的發展也影響到世界其他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後🏌🏼，歐洲👮🏿、亞洲🥊、南美洲🫱🏽、大洋洲一些國家的著名大學也陸續建立了醫學人文學的教育和研究機構。

    一般認為，一個學科的建立應有三個代表性標誌🛳，即在大學中設立教席👇🏿、建立獨立的學術團體以及擁有自己的專業期刊。最早的醫學人文學術團體是“健康與人類價值學會”🧛🏿‍♂️。在1970年代以後🏩，隨著生命倫理學的興起🦸🏿，生命倫理與醫學倫理學科得到迅速發展🛍，在醫學人文學科群中占據了突出地位👰🏼。因此✌🏻，有學者指出，在20世紀上半葉⚙️，歐美各國主要是通過醫學史課程來培養醫學生對醫學中人文價值的認識，在20世紀下半葉，醫學倫理取代了醫學史🫶🔴，成為醫學生認識和分析當代醫學危機的工具👩🏿‍🎓。

    20世紀後期，面對當代醫學和衛生保健中日益增多的人的價值問題，人們認識到解釋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更寬闊的視野。1998年，美國健康與人類價值學會與生命倫理咨詢會(Society for Bioethics Consultation，SBC)及美國生命倫理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ioethics，AAB)合並為美國生命倫理與人文學會(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ethics and Humanities👨🏽‍🦳，ASBH)。1999年🏌🏻，英國醫學人文學會(Association for Medical Humanities)成立🦸🔶，並創辦了一本國際性同行評議的《醫學人文學》雜誌(Medical Humanities)。2001年5月，由威爾士大學和Nuffield信托基金會聯合發起的一個研討會在威爾士波厄斯郡舉行。會議目的是提供一個深入探討醫學人文學的機會🔰，研究如何能使之發展為一個有價值的大學教育與研究領域👨‍🦳。2004年11月😹，澳大利亞醫學人文學會(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Humanities)也宣告成立。

    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國醫學人文學科的教學和研究在各醫學院校陸續開展起來😜，來自醫學史➿、自然辨證法、醫學倫理學以及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和研究人員，在承擔著傳統醫學人文學科的教學和研究的同時，也開設了一些新興的醫學人文學課程並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如醫學文化人類學👨🏻‍⚕️、生命倫理學、醫學美學等。90年代👳🏻‍♀️，國內一些學者開始註意到建設醫學人文學科學術共同體的必要性☣️，在南京🪹、大連👨🏼‍🦱、上海、北京分別召開過醫學人文學學術研討會👶🏼，《醫學與哲學》等雜誌上也不斷有呼籲和討論醫學人文學學科建設的文章，也有部分哲學社會科學界和新聞出版界人士開始關註醫學人文學問題📬。醫學人文學科研究的相關機構有了一定發展🗝，這些舉措表明國內學者對醫學人文學的學科建設已有了共識。

理解醫學人文學：躬行更待深知

    雖然醫學人文學的概念已為學界所接受。然而🤵🏽‍♂️，關於醫學人文學的學科性質、研究領域🎒、學術範式等卻存在著不同的理解。例如，《醫學人文學》雜誌將醫學人文學定義為一種跨學科的探索👨🏽‍🦱，旨在研究和闡釋醫學實踐的性質👨🏽‍🍼、目的和價值🪻🖱；尋求一種對生命特性的科學理解和對個體經驗的人文理解的綜合。而澳大利亞醫學人文學會給予的概念是，醫學人文學是有關“人的科學”🐩，以歷史、哲學、文學、藝術等學科的觀點來理解健康、疾病與醫學。它旨在跨越臨床醫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藩籬👈🏼，促進跨學科的教育與研究，從而使得病人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醫學人文學反映了醫學界逐漸認可了醫學是一門包括“人的科學”(science of the human)在內的復雜學科🏊‍♀️。

    在醫學文獻中，醫學人文學這個詞具有多重含義，有人僅僅將之視為醫學倫理學的同義詞🉐，或將其作為人際溝通技巧、行為科學的一部分，也有人提出醫學人文學實質上是一種人文的醫學。有人將它視為一個專門的學科，也有人認為它應當是一個學科群。

    著名生命倫理學家佩雷格裏諾(E. D. Pellegrino)則從醫生素質的構成上來闡述他所理解的醫學人文學：作為醫學基礎的人文學科包括文學、哲學✏️、歷史、藝術、音樂、法律🗓、經濟、政治學、神學和人類學等。這些人文學科在醫學中具有正當合理的位置，它不應只是一種紳士的品質，不是作為醫療技藝的彬彬有禮的裝飾，也不是為了顯示醫生的教養，而是臨床醫生在做出謹慎和正確決策中必備的基本素質，如同作為醫學基礎的科學知識和技能一樣。

    佩雷格裏諾的概念實際上涉及到醫學人文學的性質問題，即醫學人文學與醫學科學的關鍵問題🎎。一種看法是醫學人文學可“軟化”醫學科學的“硬核”🫰，強調醫生對病人的理解與關懷，但並未在本質上改變醫學實踐。這種“醫學人文”實質上等同於過去所謂“醫療的藝術”🕌，一般被看作為醫學科學的平衡力量，形成與醫學科學的互補。另一種觀點認為醫學人文學是將人放在醫學的中心位置🃏，來重建醫學的框架🫗。它提出醫學需要哲學上的根本轉變，跨越傳統的邊界，使臨床醫學不僅基於科學觀察和實驗室數據🦜，也應基於理解和減輕病人痛苦所形成的經驗🏋🏻。這種觀點期望將病痛的經驗👠、病人的觀點帶入醫學解釋的模式。因此👨🏿‍🔧，醫學人文學應是醫學整體的一部分⚜️。醫學的藝術只是使醫生人性化，而醫學人文學則是要使醫學人性化⏳。

    醫學人文作為一個學科群的出現與20世紀70年代以後醫學倫理學或生命倫理學的迅速發展密切相關🤱🏿。無論是從學者身份、學術團體還是專業期刊上看，兩者間的交叉🧔🏽‍♂️、重疊明顯可見。最為典型的例子是英國《醫學人文學》雜誌的主辦機構是英國醫學雜誌集團下的《醫學倫理》雜誌社🤛🏼👨‍🦼‍➡️。在美國也出現了醫學倫理與醫學人文教學研究機構和學會的融合。

    將醫學人文學科看作為一個旨在關註和考察醫療保健和衛生服務中的人類價值、探討醫學的終極關懷問題的學科群🧗‍♂️，其意義在於從歷史的、哲學的、倫理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多個維度來審視醫療保健實踐、衛生服務製度以及衛生政策的製定👨‍🌾，來探討醫學的本質與價值🧙🏻‍♂️。盡管醫學技術的進步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的健康問題📌🙍🏽，但也動搖了長期以來醫學所堅守的人類價值標準的基石。實際上，近幾十年來，醫學界也開始懷疑當代醫學的安全性問題🙍🏿，循證醫學(Cochrane)的出現🎭、循證醫學合作中心以及臨床優化研究所的成立，意味著醫學界期望收集更多的臨床治療數據來重建醫療方案的準確度。當下對醫學人文精神的強調✪，對醫學職業價值的重估，目的也在於確保醫學的正當性🖕🏽。英國醫學總會在“明天的醫生”中提到👮🏿‍♀️，人文學可以提供幾個益處，包括培養臨床醫生與病人的交流能力，更敏銳地抓住病人散漫敘述的核心，尋找更多樣的方法促進健康🏌🏻‍♂️、減輕疾病和殘疾的不良後果。特別是對於慢性病(生物醫學只提供部分對策)⚁，臨床醫學似乎可以通過將治療本身與對病人獨特經歷的理解相結合，更好地服務於病人👩‍🦯。這可以有助於避免開過多的處方(或者偶爾開過少的處方)和過度依賴技術手段🧑🏻‍🦽。再者，患者對自己病因的解釋往往不足取。況且疾病除了身體因素外，心理因素也起重要的作用⚧🧳。因此，通過更多的交談來理解疾病，在診斷上也可能是重要的🧖🏻。此外，醫學人文學還具有溝通醫學與公眾的作用。對醫學技術和衛生服務的正確、適當的宣傳是影響社會輿論的關鍵，目前醫療衛生中的問題，部分上也是由於醫學界與社會公眾的溝通不足所致。

    在當今強調專業劃分的境遇中，區分醫學人文與醫學倫理或生命倫理，或者厘清他們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問題，以至於1999年的國際生命倫理學大會(在英國倫敦舉行)上🧑🏼‍🌾，以及牛津大學和美國生命倫理研究機構海斯汀中心聯合舉辦的研討會上，都有專題討論醫學人文與醫學倫理或生命倫理的關系👉。

    格利夫斯(D. Greaves)等人提出三種對醫學人文與醫學倫理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醫學倫理是醫學人文學的分支學科之一🤙。另一種看法是醫學人文學是以更寬廣的視野來考察醫學和衛生保健中倫理問題的一種跨學科方法🧘🏿，因此👩🏻‍⚕️，道德問題只是影響整個醫療保健活動中的多種文化因素之一。第三種觀點是將醫學人文學作為研究臨床醫學中的知識探索與價值訴求的一種綜合方法。哈佛大學的醫學倫理學家威克勒(D. Wakler)認為✋🏽，醫學人文是敘述性的，通過它可以理解人類的疾病經驗👨🏿，而生命倫理學是分析性的，可為製訂醫療保健政策提供依據。盡管存在著一些分歧，但大多數學者還是贊同從寬泛的意義上來定義醫學人文學。

    其實，當代醫學發展和醫療衛生服務所面臨的難題🙅🏽‍♀️，的確不是哪一門學科所能單獨解釋和解決的，需要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和跨學科的交流👂🏽。醫學人文學科作為一個由多學科交叉🫐、綜合形成的學科群，正是旨在確保醫學技術和醫療衛生服務的正當🥎、公正與公平，促進社會和諧與協調發展。2005年♢🚙，英國醫學人文學會舉行會議，主題就是“醫學與人文學🔬💇🏿：走向交叉學科的實踐”。會議的目標是：推進醫學人文學在臨床實踐中的價值的討論🐤；關註醫學與人文學科交叉研究🧑🏼‍🎤🆚；創造一個不同專業背景交流思想和經驗的場景。

    當然，醫學人文學科沿著這條道路發展也有其潛在的風險。作為一個多學科組成的交叉學科群📻，需要找到適應於交叉學科研究和教學的理論與方法。交叉學科的名稱容易取，但實行起來有難度🙇‍♀️，有些交叉學科實際上是多學科的集合，學科間的聯系不強，甚至是各自獨立的話語👨🏻‍⚖️，缺乏跨學科的對話。醫學人文學需要的是真正成為一個各分支之間有機聯系的交叉學科，能進行跨學科的交流。

　　醫學人文教育🧙🏿‍♂️：知難🧖🏻，行亦不易

    人文知識作為醫學教育的必要內容並不是今天的創新，西方醫學之父、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提出醫生應具備哲學家的全部最好的品質：無私📧、謙虛、高尚、冷靜地判斷🦕、必要的知識，以及不迷信。希波克拉底的思想被認為是最早的醫學人文主義綱領🔓。中國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則指出，欲為大醫，除醫學知識外，還需涉獵五經三史𓀝、諸子莊老。醫學的人文傳統歷來為醫生們所珍視。“偶爾治愈📅、常常緩解🚵🏽‍♂️、始終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的格言，體現了醫生內心的謙遜與關愛。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生物醫學的迅速發展使得醫學與人文學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醫學分科的不斷細化👩🏼‍🎓，科學課程的內容日益增加，從而導致人文社會科學的內容被逐漸壓縮，醫學生的人文教育被專業教育所取代，更加註重實驗室技能的訓練🚣🏻‍♀️。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

    伴隨醫學技術發展而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倫理、法律問題，不僅刺激了學術界的研究轉向，在醫學教育中，人文學科的價值再次得到強調👨🏿‍🎨。歐美各國醫學院校都將醫學人文學科作為醫學教育的必要內容，提出醫學人文學科是培養高素質醫生的基礎🎸。這種跨學科的醫學人文學建構是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當代衛生保健難題，無論是地區、國家還是國際的👞🌂，不能在任何單一學科範圍內解決，都需要多個學科合作與綜合：科學、人文、歷史、法律、醫學、公共衛生、哲學、教育🍥🤚🏻、人類學🤹🏻、社會學。

    美國大學的醫學人文學科設置大多以教學和研究生培養項目的形式出現🪨，參與項目的成員來自不同院系→，一般專職教師不多🐪，主要采用雙聘製來解決師資問題🦔。也有部分學校設立了醫學人文學系或研究所👍🏽，教學研究力量較強，可培養醫學人文學科的博士。美國許多醫學院屬於專業學院，學生在本科畢業後進入醫學專業學習，他們在本科階段已學過醫學人文課程🏵，因此具有較好的人文素養💂‍♀️。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校的科學史和醫學史系的本科生，幾乎有一半是準備本科畢業後考入醫學院的➕🏋🏽‍♀️。所以普遍來說💯，美國大學醫學人文課程的要求是比較高的，如通過學習能判別衛生保健和研究中的道德🚣🏼、哲學和社會問題；理解醫學倫理學的核心概念🦢；評鑒不同觀點🧑🏻‍🦽；理解相關法律👶🏻😴、文化和歷史觀點🙍🏻‍♂️；具備闡明、評價和辯護特殊醫療情況的能力。通常情況下，醫學生要參與學術活動🏝，獨立完成一個醫學法律、倫理或人文學科方面的研究課題🌘。

    美國醫學生在醫學院學習期間🥕👨🏿‍🦳，每年都安排有醫學人文學課程🈺。前兩年主要是與醫療實踐相關的重要的倫理、法律和政策問題。第三年學生進入臨床，故安排以醫患關系為主題的討論課，要求學生從不同角度探討醫患關系問題，包括其倫理基礎、權利和責任相關法律、醫患交流的重要意義、影響職業判斷和臨床決策的因素等問題。由於在學生承擔病人照顧的責任時是學習人文知識的最好時機🫳，所以醫學人文教學安排在臨床階段是較適當的選擇。此外👨🏽‍🎤，學生還需參加有關“社會、法律和衛生保健：醫生的作用”之類的討論，使學生更多地了解美國衛生保健的製度、經濟問題及質量評估🤶🏽，以及管理保健的倫理、法律和政策等宏觀領域的知識和判別能力。

    雖然，各學校開設的醫學人文課程不盡相同，但目的都是拓寬學生的視野，掌握初步的解釋和解決當今復雜的醫療保健問題的理論與方法🟧。然而在有限的時間🏄🏿‍♂️，學生不可能涉獵門類眾多、內容龐雜的人文學科，醫學人文學核心課程的概念因此被提出了👩🏿‍🎤，核心課程包括授課、小組討論以及社會實踐活動。如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醫學院規定的4門核心課程是：(1)醫學人文學:工具與基礎；(2)倫理學的哲學與宗教觀🌥；(3)醫學科學導論；(4)當代社會的生命倫理學🚵‍♂️，同時還要求學生參加一個研究倫理的討論班，采用基於問題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學法🐶。完成核心課程後，學生可選擇一個研究方向，如遺傳研究與治療、生殖技術、臨終問題、生物恐怖主義、文化問題等撰寫研究論文。還有學校將醫學人文教學與學生的社會實踐結合在一起，如參觀醫學博物館，閱讀或觀看醫學相關的文學、藝術➡️、電影、電視作品，編排有關當代醫學難題的戲劇⇨，組織學生社團研討醫學人文問題等等。

    20世紀90年代💂🏽‍♂️🚷，英國醫學總會提出了本科醫學教育指南🌆，改革課程設置✋🏻，重新引入更加註重醫療實踐中的認知和情感成分的博雅教育。伊文斯(M. Evans)提出應將醫學人文學科列入醫學教育的基本的、核心課程體系中🧭🧛‍♀️，作為理解醫學和醫療保健的基礎🧙🏻‍♂️。雖然👷🏻‍♀️，醫學人文學科不是采用傳統的醫學方法，以目的、方法、結果🦵🏿、討論和結論的形式來呈現“研究證據”🍺，而是按照人文研究的範式，以沉思、閱讀和理性的辯論，為醫學的人文價值提供辯護🎫，但這種理性的爭辯，對傳統觀念的挑戰和疾病經驗的詮釋，在某種程度上卻是原來的醫學教育中所缺乏的。

    我國目前醫學人文學科還處在創建初期🌤，國內一些高校建立了醫學人文學研究所或中心，醫學人文學科教育與研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還有許多大學尚未形成獨立的建製，課程開設隨意性大，缺乏學科規範，而且大多數課程是依據學校或教師的興趣開設的，缺乏學科整體性規劃，課程變動性大，因此許多課程的教學和師資質量難以保證。因此，現有的學科劃分嚴重地製約了醫學人文學科的發展🙇‍♀️，確定醫學人文學的核心課程，是目前我國醫學人文學科教學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歐美國家，新興學科的創建大多以項目的形式出現。諸如醫學人文學之類的交叉學科項目，大多由來自不同院系的教師組成，項目不僅開設課程、進行學術研究⛷，而且還承擔研究生培養，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必要時可建立專門的系、所。這種靈活的模式有利於新學科的成長🧑🏻‍🦰。而我國過分強調學科劃分👍，如醫學人文學科被分散在哲學類、社會學類、政治理論類、教育學類🧝🏽‍♀️、中醫學類等不同的類別中。客觀上講，這種以知識源流為依據的劃分方法🏑🧜🏽‍♂️，雖然可反映出分支學科與母體學科之間的衍生關系，但也忽視了交叉學科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因此，以橫向聯系而不是按縱向梳理構建學科群更適合於跨學科發展和交流的特點📻。

    縱觀我國醫學人文學教育的現狀，有待改進之處實多。但醫學人文學作為當代醫學的一個日益凸現的方面，它倡導、宣揚和維護人文精神，珍視“人”的概念👨🏻‍🦽，是醫學傳統中最為綿長深遠的一脈，也是醫學的實質和精髓💆‍♂️。醫學人文的研究和教學對醫學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人文教育在醫學生身上播下的種子，日後的收獲將會從廣大的醫療衛生工作者的實踐中體現出來，醫學教育在這個地方如若留下空白將是至大的遺憾。目前在我國推行醫學人文教育面臨著眾多的問題，可謂知之不易，行之維艱🤜🏿，任重道遠，尚需奮勉與努力🤟🏼。

（北醫新聞網摘自《科技中國》）

註🧚‍♂️：作者簡介

張大慶：醫學博士。意昂2平台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醫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國近代疾病社會

         史》、《醫學人道主義的凱歌：科學技術與20世紀的醫學》、《中西醫學倫理學比較研究》 等論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