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弗朗西斯·克裏克和詹姆士·沃森因發現DNA雙螺旋結構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後，蜂擁而來的社會活動使克裏克不勝其煩，為了擺脫這種無休止的糾纏，他設計了一種通用的謝絕書，上面寫道：

 

    克裏克博士對來函表示感謝🏌🏼‍♀️。但十分遺憾，他不能應您的盛情邀請而：

 

給您簽名                            為您的事業出力

贈送相片                             閱讀您的文稿

為您治病                            作一次報告

接受采訪                            參加會議

發布廣播談話                    擔任主席

在電視中露面                    充當編輯

赴宴後作演講                    寫一本書

充當證人                            接受名譽學位

 

    克裏克是一個天性超脫，內心裏有著一種對科學的深深迷戀和狂熱追求的真正的科學家，這使他可以抵擋世俗的虛榮🧙‍♂️。但“獲得諾貝爾獎，便好像打開一扇閘門，使經濟上的和榮譽性的種種新的利益和義務如洪水般地一湧而至。”對大多數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講，要抵抗這種突然變成“明星”所帶來的種種誘惑是不容易的💮🥴。但這種誘惑對獲獎者的科學事業的損害則是顯而易見的。據美國科學社會學家朱克曼在《科學界的精英》一書中對美國的41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研究結果表明，獲獎者的創造力在獲獎後的5年內急驟下降，他們發表的論文數，與獲獎前的5年相比，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其中三人獲獎後擔任高級行政職務，創造力下降更為明顯🚵🏽‍♀️🫙。他們在獲獎前的5年中，平均每年發表論文10.6篇，獲獎擔任行政職務後，平均每年發表論文只有3.9篇（下降66%）🧒🏿。從更長一些時間來看，這種下降趨勢仍在繼續🧑🏻‍✈️。在獲獎後的第二個5年（從第6-10年），他們發表論文的數量，在前5年下降的基礎上，又平均下降27%，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研究工作的創新性明顯下降。對這些資料的分析，朱克曼的結論是：“就長期而論，與短期的情況相同，諾貝爾獎及其帶來的巨大聲望使獲獎者難以繼續從事那種使他們獲獎的研究工作🫱。”

 

    影響獲獎科學家繼續從事有創造性工作的因素，除克裏克在謝絕書中所列舉的那些外，更重要的是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獲獎人已被用來證明各種投機行為，包括意識形態的🏊🏼‍♂️、政治的🚢、商業的和軍事上的合法性。”諾貝爾獎已成為了一種象征🏇🏿。“一個國家擁有諾貝爾獎的人數，在某種程度上是科學政策成敗的標誌”，“宣稱擁有獲獎人的數目，已經成了一個國家的大學，學院和研究機構顯示競爭力的一種方式”，“各種機構都以此作為吹噓的資本，商業企業則用來提高利潤德百分比，和促進銷售額的增長。”因此，諾貝爾獎獲獎人在獲獎後突然而至的種種榮譽和吹捧背後，隱藏著深深的玄機，在某種程度上，諾貝爾獎獲得者變成了某些利益集團的工具。但這種推崇和吹噓，常常使獲獎人進入一種自我認知的虛幻世界，使得某些獲獎人“不但聲稱自己是本行業佼佼者，而且還自以為無所不知，並處處以權威自詡”🔷。正如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希爾所說：“諾貝爾獎使有些人簡直發了狂。我知道有一位獲獎者，他因競自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在自己名字後面，總要加上縮寫得NL”（NL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英文Nobel Laureate的縮寫）🦹🏽‍♂️。

 

    現代科學是一種集體的事業，一項偉大的科學發現或發明，通常是由許多個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但獲獎的往往只是這個團隊的某一個人（通常是這個實驗室的頭），這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公平的性質，其結果常常是使一個經過多年磨合而形成的高效而富有創新性的研究小組的解體。據朱克曼的統計，一般在獲獎後，獲獎人與他原來的主要合作夥伴繼續合作，進行研究持續的時間平均只有3.6年🤞🏼。一個例外是庫南特和理查茨，他們從1923年就開始合作進行心肺生理學的研究，並於1956年因發明心導管術而共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此後二人仍繼續合作，直至1973年理查茨去世為止。但獲獎後二人合作的共同興趣已轉向醫學史和醫學教育。

 

    諾貝爾學科獎的成就還使獲獎人獲得了在許多公眾領域的話語權，這使獲獎科學家們的社會角色發生分化。一些人轉行為技術官僚或科學管理者（如沃森），一些人則將興趣轉向科學哲學和科學史（如莫諾，雅各布，梅達沃，埃克爾斯，海森伯等），有的則把他們科學上的權威轉化為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獲得諾貝爾獎似乎就使他們的意見——甚至那些與科學無關的意見也顯得格外合理和受人重視。”據朱克曼統計，“在出頭露面最多的美國科學家中，前10名中就有5人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是：鮑林，萊頓伯格，沃爾德，西博格和沃森”。此外，在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還形成了一種政治“壓力集團”，介入政治事務🍬。最明顯的是70年代初美國4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聯名上書美國總統，要求結束越南戰爭；以及70年代初，蘇聯的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聯合35位院士在《真理報》上發表譴責持不同政見科學家薩哈羅夫的信，以及針對蘇聯的這個行動，來自18個國家的89位諾貝爾獲獎者在《紐約時報》聯名發表的支持薩哈羅夫的信。這些都成了冷戰的一部分。

 

    “按照原來得設想，諾貝爾獎既要嘉獎過去對科學作出得貢獻，也要鼓勵今後繼續為科學作貢獻”，但實際情況卻產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這使許多科學家對諾貝爾獎的價值表示了懷疑”朱克曼認為“諾貝爾獎已成為它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犧牲品📼。這種情況已導致全世界的科學家就作為一種製度的諾貝爾獎展開了辯論🤲🏿🐸。”反對者舉出種種事例證明，諾貝爾獎“一是不能促進科學知識的發展，二是它最終將降低科學活動的質量。”朱克曼也認為：“總的來講，似乎可以肯定地說，科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並不會因諾貝爾獎而有所變化（促進）”🦬。最近國內翻譯出版的“權謀”和“諾貝爾的囚徒”二本書，揭示了諾貝爾遴選過程中的種種並不幹凈的內幕，使人們感到，諾貝爾獎製度似乎有可能成為一種權力腐敗的象征🏃‍♂️‍➡️。

 

    但是，諾貝爾獎100多年的歷史證明，除極少數的例外，獲獎項目確實代表了一個世紀以來，現代科學的最高成就，諾貝爾獎獲得者確實是處於科學社會分層中頂尖的科學界的精英。在相當程度上的，諾貝爾獎的歷史就是一部20世紀的科學發展史，它是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繞不過去的研究課題。在默頓的科學社會學語境中，“獎勵系統”是科學這一社會活動固有的組成部分，它是維持科學正常運轉不可或缺的。諾貝爾獎已經成為現代科學體製的一部分，它並不完美，還需要完善，這是毫無疑問的🏩。諾貝爾獎是現代科學中的一個頗為奇特的現象🔳。許多獎項，獎金數目比它大，歷史比它悠久，評選的範圍比它廣，但都沒能獲得象它這樣高的接受度，和如此廣泛的象征意義。它何以能成為如此？這倒是一個值得進入深入研究的課題。

 

 

（基礎醫學院免疫學系     謝蜀生教授）